【企业管理】企业家为什么要学习哲学

首先要澄清的是，哲学并非一门学科，虽然哲学家会是一个专门的职业。

看清楚谁在胡说八道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伊朗哲学家拉明·贾汉贝格鲁受出版社委托，用谈话录的方式对英国最著名的自由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做了一次梳理。其中的300多个问题涵盖了伯林几乎全部的学术思考，其中必然要有关于哲学功能的定义。因为，伯林首先是一个哲学家。

贾汉贝格鲁问伯林，“您认为在专业的哲学之外还有哲学吗？”伯林说，当然有啦，哲学不是哲学家独有的，这是由哲学的功能决定的。伯林举了一个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牛津大学有位信奉黑格尔的哲学教授，叫A.J.史密斯。老先生在第一堂课上就对诸位学生说，你们将来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我这门课上，你们学不到任何技能，不管在哪一方面都不会有丝毫用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从头到尾听完我这个课，你们将总能看清楚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柏林说，哲学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透过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词藻，识别各种谬论以及情感上的讹诈，以及各种诡辩和伪装，它能大大增加人们的批判功能。因此，理解哲学就要把握三个重要元素：人、事物和词语。梳理清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哲学的目标。

柏林的哲学三要素是我们能看到的对哲学最为通透和简要的解释，这从根上决定了哲学是一种理念思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永恒存在的追问模式，也就说哲学不会像历史学那样，受制于关乎此情此景的环境知识。我们不能说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特定的环境中，就无法用其考察当下社会。更不能说尼采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行将没落之时，现代人类就不需要日神和酒神精神。

哲学的职能是由其对“词语”的考察决定的。比如，我们会问“为什么在镜子里会有另一个我？”这并非简单的物理光学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对“在”做出解释，正是有了多元思考，才会有物理学的进步。比如“我意识到……”这个句式中，因为对“我”和“意识”的不同理解，才会有关于心灵学说的发展，并导致行为主义，直接后果是产生了大数据。

可见，哲学观念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但哲学本身的存在永远是对的，也是永不过时的。伯林谈到，“哲学来自引起疑问的各种观念的冲突。生活变了，观念也会变化，冲突随之变。冲突滋生困惑。但是，当生活变化时，更多的困惑在没有获得解答之前就枯萎了。思想因营养不足而枯萎较之通过争论而被驳倒要快得多。因此，由于滋生新问题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以为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办法的观念即使在原则上也是荒谬的。”

前几日，原《外滩画报》主编徐沪生在复旦哲学系做了一场报告，大意是阅读经典方能独立思考。有人反驳说，抱着过去的哲学学说，怎么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这种反驳实乃荒谬。

在哲学问题上，我们并没有走在也不可能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相反，正是因为哲学中对“词语”的考察，决定了关于心灵，关于生活目的，关于善良与丑陋，关于正义等等的问题，都是每个时代的人要不断思考的。因为，人类世界本身就构筑在语言之上。

荒谬往往隐藏在语言之中，哲学最起码可能帮助你的是，如何借助对“词语”的考察将其分辨出来。

做为杠杆的互联网思维

说到词语，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中欧商学院发表了一次对互联网思维堪称严厉的批判式演讲。这次演讲也让大多数概念泡沫的聒噪者惶恐不已。对于国内近两年层出不穷的商业新概念，许小年教授说，“有一个很简单的评判方法，国内流行一些新的说法，如果国外没有对应的英文词，你一定要对它发生怀疑。”

有些人立刻说，现在都是网络语言时代了，何必需要这样较真？中国的理念就不能走在西方前面吗？

这是一个思想传统的问题。如果我们硬是要从思想高度来证明“互联网思维”这类名词的哲学普适性，就要真的从理念的源头探寻。须知，西方是哲学的发源之处，千百年来关于人类命运走向的思想激辩也大都在西方进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1919年之前，奉行独尊儒术的真法家思想上千年。西学东渐，涤荡了这个传统，经历过五四运动期间短暂的思潮辩论后，中国实则进入理念的静默期。无论是国民心智，还是学术潮流，并没有呈现出真正的多元化。

网络语言作为存在之物依然属于哲学分析的范畴。如果不分析这种语言背后的种种逻辑，而是简单地将其组合拼接，硬造出概念的话，无异于一种蛊惑。而蛊惑往往容易带来爆炸式的繁荣假象，假象因为没有营养，一定会早早破灭。

互联网思维终究是工具，并非哲学，也非目的。过于强调这种思维的普适价值，恰恰违背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质。

携程CEO梁建章提出，“互联网带来的最根本变化，就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网络时代，人力资本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有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工资在不断上涨，对他们进行股权激励的力度也在不断提升。从宏观经济来说，未来人力资本的回报相对于金融资本会提升，有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收入占社会财富的比例会提高。人力资本的崛起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人的才能更受尊重，而不是其身份、地位和掌握的资源。而当一个社会更加注重人力资本而不是‘资本’时，整个社会也会更加平等、理性和民主。”

可见，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并没有逃出德鲁克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我们同样可以从后工业社会学说中发现互联网思维的端倪，也可以从工业时代的管理理论中发现关于组织边界和信息流动性的讨论。所有这些都证明，互联网思维是一种顺势而为的调解杠杆，它调解着组织和外在信息工具之间的弥合程度。

但互联网思维并没有对人本身进行追问，也不可能像例如存在主义哲学那样，具有宏大的意义思辨作用。换句话说，作为企业，你了解如何将人力资本予以最大化就可以了，但仅凭此却无法解决企业家对于组织存在目的的终极追问。

不再思考的企业家

悲哀的是，我们的企业家一直缺乏追问的信念和能力。

当互联网思维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观：企业家们纷纷向互联网思维俯首称臣，而忽略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优势，盲目变革。

在舆论的狂轰乱炸之下，格力的董明珠终于坐不住了，宣布拥抱互联网。事实上，如果格力能充分利用好互联网杠杆，继续走专利化路线，未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

在移动业务发展不利的情况下，联想紧急换将，随后进行组织结构调整。这种调整，貌似要跟联想习惯性的业务导向逻辑的结构决裂。但仅仅调整结构就可以了吗？

这是一个关于“组织是什么”的命题。有识的组织领导人无不对这个命题进行殚精竭虑的思考。来看两家企业，海尔和华为。

张瑞敏可谓是国内绝不多见的哲学型企业家，从他书架上摆放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等就能看出来，张瑞敏为海尔带来的不仅仅是通过持续变革求生存的逻辑，他更是企图将“人”的目的性植入到海尔的组织哲学中。

海尔的变革虽然剧烈，外人看来眼花缭乱，但实质上有张瑞敏固有的哲学观在贯穿始终，即他信奉“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虽然海尔的历次变革内容有所不同，但主旨高度统一，围绕“人”进行，让员工有尊严。

张瑞敏对组织的思考是独立性的，但总能在过往经典的思想类著作中找到痕迹。这就是没有与时代断裂的标识，绝非跟风。

任正非治下的华为就是一支“军队”，是不是已然互联网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保持组织目标稳定、保持一线的作战水平。任正非总能抓住外界环境剧变时对自己最有利的一面，笃定和强大的执行力是华为制胜的根本。

当企业家真的可以思考“组织是什么”的时候，便会清醒看待环境中发生的种种，看出来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

在组织实践中，存在大量用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无法解决的事情。此时，正是哲学登场的时候。当然，伯林认为，一个人提出哲学问题的前提是，思想要是自由的。这可能是我们的企业家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即，我们的思想是如何不自由起来的？

对哲学的追问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在众多选择当中，当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确定哪一种是无可疑议的正确路径时，就说明我们在进行哲学思考了。